道德教育与中国古代乡治

道德教育是中国古代乡治的传统，中国历代乡里都以教化为主，乡里组织虽多有嬗变和再生，但道德教育为乡治之本的主旨并没有改变。

乡村道德教育的途径主要有四：其一，乡官里吏，自为表率。乡官初置，其意义主要是为民表率，垂范乡里，其次才是行政职能。只是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，其行政意义才渐次扩大。《管子·度地》云：“三老、里有司、伍长者，所以为率也。”两汉时期，乡官里吏的表率作用仍居重要地位。当时，每乡都置三老，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教育体制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云：“举民年五十以上，有修行，能率众为善，置以为三老，乡一人。”秦彭为山阳太守时，“择民能率众者以为乡三老。”（《东观汉纪》）同时，在乡里还推举孝悌、力田、廉吏。《汉书·文帝纪》十二年三月诏：“孝悌，天下之大顺也；力田，为生之本也；三老，众民之师也；廉吏，民之表也。”在乡以下，又置里正、伍长、父老等，其职能也主要是“劝导乡里，助成风化”（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）。上述三老、孝悌、力田、里正、伍长、里父老的共同职责就是推行教化，为民表率。如果乡官里吏教化不善，就要承担失职责任。汉武帝时曾遣司马相如以檄书晓谕巴蜀曰：“让三老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”（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），韩延寿为左冯翊，有昆弟争田，“啬夫、三老亦皆自系待罪。”（《汉书·韩延寿传》）可见，乡官之设，旨在推行教化，是当时的一种道德教育制度。

其二，乡里教育，助成风化。我国的乡里教育在夏、殷已初具端倪，到西周时期初步形成制度。当时乡里学校的主要职能是加强乡里教化，对乡民进行道德教育，是谓“里有序而乡有庠，序以明教，庠则行礼而视化焉。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春秋战国以来，私学兴起，学术下移，乡里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汉代乡里学校的书师和经师，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，以扩大教化为主要任务，向学生传授封建礼仪。乡里之间，也把礼作为教化的工具，左右相教，老少相传，即便是饮食、衣服、住行、婚丧、祭祀等也都具有一定的礼数，它既是人际关系的准则，也是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，具有很大的社会性。每年的十月，乡里学校还举行乡饮酒礼，以礼属民。这些以推广教化为目的的仪礼活动，是乡村道德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。其后，历代都设有乡村社学，都以灌输封建道德观念、推广教化为主要任务，对造就醇厚民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第三，彰表楷模，劝戒愚劣。在历代乡里教化的过程中，十分重视奖惩机制，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凡有孝子贤孙，贞女义妇、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，皆扁表其门，以兴善行。”汉武帝时，河南人卜式出资助贫，“乃召拜式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尊显以风百姓。”（《汉书·卜式传》）汉代还推举品德高尚、志节清远的人免除其赋税徭役，或通过乡举里选让其入仕做官。这种政府行为，对乡里教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，从而激励乡里民众严于律己，修身求誉，从而达到推行教化的目的。在彰表楷模的同时，还对不良现象进行教育劝戒。元代村社的社长，对“或不务正业，或出入不时，或服用非常，或饮食过分，或费用无节，或无贫暴富，或安生下人，或交结游惰”者，有责任进行教谕，教而不改者，则再用大字粉刷其墙壁，上书不务正业等不良行为，直至知耻改过之后，方许毁去粉壁。这种村社的教化职能在维护封建统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其四，乡约村规，自为约束。许多地区的乡里，都订有“乡约”，其内容多以教化为主。王守仁《南赣乡约》说：“孝父母，敬兄长，教训子孙，和顺乡里，死丧相助，患难相恤，善相劝勉，恶相告诫，息讼罢争，讲信修睦，成为良善之民，共成仁厚之俗。”将道德教育寓于乡约村规之中，是中国古代乡里教化的重要形式。在乡村中的大族，还立有家规、族规，其内容也多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，同时还宣扬安贫乐道、明哲保身一类的处世哲学。在族规中，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，如提倡节俭、守法、读书、尽忠报国等，有的还明文禁止酗酒、赌博、嫖娼、传阅淫书等，对醇化民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中国古代乡村道德教育的实施，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，其出发点在于维护封建统治。据此匡定的道德标准，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人对道德的理性审视，只能是无条件地向礼教靠近，以最终使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封建的礼教。道德教育政治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使乡里道德教育走向畸形，导致了对乡里称誉的过分追求。甚至欺世盗名，沽名钓誉。尊老养老本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，却出现了“坐不能致其爱敬，死以奢侈相高，虽无哀戚之心，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孝”（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）的奇怪现象。从一而终本为妇道的基本要求，却出现了自残其身，以示清白的过分之举。这种重形式、轻内容的道德标准，一旦失去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社会基础，便会迅速崩溃。